中国女性职业发展报告2023版

正文：任泽平、黄、何亚夫、于佳、鲍迪；资料来源：人口教育研究。

摘要

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49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总体上相差不大。其中，具有大专和博士学位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而具有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近三十年来，我国15-6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7月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2022年中国在性别平等指数中的整体排名比2021年上升了5位，在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2位，在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健康生活状况两个维度上有所提升。

2022年主要国家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为：法国女性董事比例最高，达到45.3%，韩国女性董事比例最低，仅为8.7%。中国女性董事比例为13.8%，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

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然存在婚育歧视。子女数量与女性就业概率负相关，而生育对男性就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女性在职场上也面临一定的母性惩罚，每多生一个孩子，女性的工资率就会降低10%左右。

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福利政策来缓解。当社会没有为妇女和儿童提供足够的福利时，妇女将面临强烈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降低生育率。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程度非常高的时候，如果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会反弹。所以，鼓励生育并不一定导致女性职场地位的下降。

这份报告提出了十项政策建议：现金补贴、税收和社保减免、住房补贴、建设更多托儿所、父母双方同时增加产假天数、倡导弹性办公、引进外籍保姆、培育辅助生殖技术、保护单亲家庭权益、教育改革。这些建议可以有效降低职业女性的育儿负担和机会成本，帮助她们同时实现事业和家庭目标。只有在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实现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目录

1.女性的教育水平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2.中国妇女就业。

3.职场女性与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

4.女性职业发展与女性综合地位。

5.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5.1妇女教育水平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2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3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然存在婚育歧视。

5.4子女数量对母亲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5.5在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6.政策建议

结论

参考

1.女性的教育水平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有6.88亿女性，占比48.76%。其中，0-14岁女性有1.188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7.3%；15-59岁女性人口4.329亿，占女性人口的62.9%；60岁以上女性有1.366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9.8%。XML:命名空间前缀=“O”/；XML:命名空间前缀='O' /

按女性受教育程度划分，小学学历女性18480万人，初中学历女性22360万人，高中学历女性9521万人，大专学历女性5358万人，本科学历女性4652万人，硕士学历女性477万人，博士学历女性50万人。

在20-49岁的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和比例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49岁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总体上差别不大。其中，具有大学和博士学位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而具有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图1:2020年中国大专以上男女人数及比例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女性人口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4岁的妇女有5578万人，其中只有50.3万人受过本科教育，仅占0.9%。只有82.5万人受过大学教育，仅占1.48%。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4岁女性有3527万人，其中受过本科教育的有1009万人，占28.6%；具有大专学历的有920万人，占26%。

表2为2019年部分国家男女毛入学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

表2:2019年男女大学生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注：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毛入学率是指某一教育水平(不分年龄)的学生总数与政府为该教育水平规定的年龄组总人口的比率。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亚，女性的毛入学率高于男性。在日本和韩国，男性的毛入学率高于女性。

2.中国妇女就业。

2019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数据显示，女性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40%以上。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女性就业选择更加多样，创业道路更加宽广，就业人数和创业者数量大幅增加。2017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亿，是1978年的两倍。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个部门发布编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了6种不得实施的就业性别歧视，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约谈、市场监管、司法救济三大救济渠道，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就业权利提供有力支撑。2017年，公有制经济企事业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1529.7万人，占48.6%，比1982年提高9.5个百分点。妇联组织培训了10万多名女性电商带头人，带动1500多万妇女增收致富，初步形成了“互联网女性创业”服务体系，让女性足不出户、不出村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互联网领域55%的创业者是女性。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是1990-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对比。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1990年至2019年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到二十个百分点以上。

然而，近30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不仅仅是更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经济转型、父母责任增加、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导致工作时间延迟。

表3是2019年主要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劳动力参与率，女性(占15-64岁女性人口的%)

表3: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

但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结果就不一样了。表4是2019年主要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对比。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就业与人口比率，15，总计(%)(模拟劳工组织估计数)。

表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

图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上述国家中，中国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最高。

中国目前女性的退休年龄是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按照《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号)规定，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级女干部，事业单位中党务、行政管理中的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60岁退休。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本人申请，可自愿在55岁退休。

3.职场女性与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薪酬方面，2022年职场女性平均月薪为8545元，比职场男性高出5%。超三成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上。女性薪酬的快速增长表明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越来越被认可，男女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至于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62.3%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无法摆脱的负担”，远高于男性的28.1%，说明女性对此的感受更强烈。男性员工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占比最高，达到41.5%，其次是“社会分工”，占比33%。

与此同时，职场女性的福利也有所改善。50%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的公司提供产假、哺乳假等女性专属假期，高于上一年的42.8%；此外，享受“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规划职业发展”等各种其他政策和福利的职场人比例较2021年有所上升。

此外，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2021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性别薪酬差异有所收敛。女职工平均薪酬7017元，比2020年增长2.5%，平均薪酬水平是城镇男职工的77.1%，性别薪酬差异比2020年改善了1.2个百分点。

虽然行业间的性别壁垒已经开始松动，但在容纳大量女性劳动者的行业中，仍然存在女性整体薪酬水平较低、性别薪酬差异较大的情况。2021年，女性性工作者占比超过60%的教育培训行业、专业服务行业和医药行业仍然是性别薪酬差异最大的三个行业。同时，在教育培训行业，性别薪酬差异达到52.7%，比2020年高出近10个百分点，居各行业之首。在女性比例相对较低的汽车行业和机械制造行业，性别薪酬差异不到20%。

表5是2022年经合组织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比较。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5:2022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图5:2022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受教育人口。

从图5可以看出，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达到31.48%，比利时和北欧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小，均低于8%。

4.女性职业发展与女性综合地位。

国际上比较权威的衡量性别平等的标准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7月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该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从四个方面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活条件。基于上述统计数据，研究人员对每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和计算，得出了“性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1，这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水平就越高。

根据该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冰岛位居世界第一，这是该国连续第13年保持榜首位置。芬兰和挪威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东亚地区的排名并不理想，韩国排名第99，中国第102，日本第116，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排名最后。

性别平等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在该指数中的整体排名比2021年上升了5位，在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2位，在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健康生活状况两个维度上有所提升。此外，中国在出生性别比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就教育水平而言，中国在中学男女生平等入学指数方面得分较低。

表6显示了2022年主要国家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6:2022年一些国家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受教育人口。

图6:2022年一些国家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受教育人口。

从表6可以看出，法国女性董事比例最高，达到45.3%，韩国比例最低，只有8.7%。中国女性董事比例为13.8%，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

在女性创业方面，表7显示了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女性创业者占创业者总数的比例。数据来源：万事达女企业家指数。

表7:2021年主要国家女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女企业家万事达卡指数，生育人口。

图7:2021年主要国家女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女企业家万事达卡指数，生育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女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的比例为29.7%，低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但高于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

另外，根据OECD的数据，2021年部分国家(或最新数据)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比例如下：瑞典46.4%，芬兰45.5%，法国37.8%，德国35.1%，英国34.5%，加拿大30.7%，美国29.4%，韩国19.1%，印度19.1%。相比之下，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980名代表中，有742名妇女，占总数的24.9%。

5.妇女就业、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职场女性和男性一样，往往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制定了一定的职业规划。但是，在进入结婚生子的选择时，职业规划的分界点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进入生育期后，女性不得不将原本计划用于职场的时间分享给孩子和家庭，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毛，2021)。

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调查显示，育龄妇女打算生育的平均人数为1.64人，低于2017年的1.76人和2019年的1.73人。90后和00后作为生育主体，生育意愿特别低：分别为1.54和1.48。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学生婚育观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85个，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36个。两个指标的差异代表了大学生对生育障碍的感知。前者代表理想认可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代表o

女性生育欲望的下降与年轻一代婚育观念的改变有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了育龄女性的生育阻力。国外学者将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离职照顾孩子的现象定义为家庭相关的职业中断(BCH Mann；盖特曼，2017；德拉施，2011；Ziefle；Gangl，2014年).实证研究证明，城市女性很难每周提供20小时以上的家庭护理，从而导致职业中断(张冕，王立华，2017)。这些负面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妇女的婚姻和生育选择。

所以，如何让有生育欲望和想法的职业女性没有后顾之忧，一方面需要共同构建和扶持有利于女性就业的家庭化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完全平等，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分工传统思维， 并承认女性生育和照顾家庭的社会价值，以及她们的职业价值，从而使女性在就业和婚育选择上更加自由。

5.1妇女教育水平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15-64岁妇女按教育水平生育的平均子女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受过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97个孩子。

受过初中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0.94个孩子。

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

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

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图8:2020年中国15-64岁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生育人口。

以上统计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然而，有一个例外。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略高于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与拥有本科学位的女性相同。

5.2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15-64岁妇女按职业分列的平均子女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担任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从事职员工作的妇女平均生育0.99个孩子。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妇女平均生育0.92个孩子。

从事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妇女平均生育1.91个孩子。

从事制造业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图9:2020年中国15-64岁女性按职业划分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生育人口。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担任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生育率高于担任办事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女性生育率高于第二产业女性，第二产业女性生育率高于第三产业女性。

5.3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然存在婚育歧视。

目前有企业认为，女性结婚后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会增加人力资源成本。因此，这些单位在招聘中对育龄妇女区别对待。比如2023年2月22日，吉姆新闻报道：近日，河南郑州。一位网友在网上求职时，因未婚无子女，被公司人事部门拒绝。对此事，公司负责人李表示：公司是集团系统，1000多人。面试工作的时候，人事部门会优先考虑已婚有孩子的，这类人员相对稳定。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61.2%的女性在求职时被问及结婚和生育的问题，高于上一年的55.8%，38.3%的女性表示结婚和生育

事实上，早在2019年2月，人力资源部等9个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号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女性求职或者拒绝录用女性，不得询问女性婚育情况，不得将孕检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虽然有些用人单位不敢在招聘中公开歧视女性，但仍可能存在隐性性别歧视。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为妇女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工资、恶意调岗、解除或者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工资待遇，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检查。为妇女产后重返工作岗位或再就业提供培训和其他支持。

5.4子女数量对母亲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发表。根据中等收入家庭的就业情况，在控制了个人人力资本特征、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子女数量与妻子的就业机会呈负相关，但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机会的影响并不显著。就妻子而言，有一个孩子比没有孩子减少了约6.6%的就业机会；而有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就业机会又下降了9.3%(与一个孩子的状态相比)。

具体到孩子数量对母亲工资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已经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了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时薪率下降了7%，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时薪率下降了16.8%。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研究发现，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总收入下降了约5.6%，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总收入再次下降了约7.1%。

在婚育阶段被调职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都是已婚已育的职场女性可能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也有一些职业女性为了结婚生子后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几年，但是家庭主妇几年后重返职场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她很可能与企业文化和工作内容严重脱节。几年后，当他们重新就业时，可能已经具备了和职场新人一样的能力水平。同等条件下，企业基于学习能力、社保缴费率等因素，更愿意招聘职场新人。

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平均生育1.64个子女，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90后和00后打算生孩子的平均人数仅为1.54和1.48。

目前我国生育率和生育欲望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养育子女。当代女性大量接受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和抚养孩子，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一个孩子。因此，确保妇女不因生育而失去职业发展机会的政策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5.5在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生育对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有负面影响，所以人们难免会有顾虑。鼓励生育是否必然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会不会加剧职场对女性的歧视？答案取决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实施的方式

图10:一些国家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人口。

如上图所示，女性地位与生育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McDonald，p. 2000)。在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家庭是她们的主要活动领域，因此生育水平较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逐渐提高，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然而，这种下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程度非常高的时候，如果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就会反弹。

图中的U型曲线显示了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很多低收入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参与率都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在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的地位和参与率都处于中等水平。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根深蒂固，所以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很低。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与率都很高，生育福利也不错，所以生育率很高。例如，瑞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确保性别平等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新颁布的《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长子(女)将同时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在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为40%。此外，20世纪80年代，瑞典颁布了专门的号码《同居法》，承认同居的法律效力，规范公民的非婚同居和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的生育率达到了1.9，几乎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

我们来看看冰岛，它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妇女生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超过70%。这部分是由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例如，90%的冰岛儿童可以上国家资助的公立幼儿园。而且冰岛还鼓励男性做“奶爸”，70%的父亲选择休三个月以上产假，享受80%的工资。

可见，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如果能实现性别平等，并给予良好的生育福利，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可以同时提高。北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提供高质量和包容性的儿童保育服务，并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护妇女地位方面有良好的政策。目前中国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生育成本高，女性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更高。要通过福利减负，特别是降低女性的机会成本，提高女性地位，走出U型曲线。

6.政策建议

在随本报告发表的《十项生育减负政策建议》号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以下十点建议：

一是现金补贴，二孩家庭每个未成年子女每月现金补贴1000元，多孩家庭每个子女每月现金补贴2000元。

第二，个人税收和社会保障减免，两个孩子家庭的父母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减半，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免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可以设定上限)。

第三种是住房补贴，通过房贷利息返还或者房价打折来补贴。比如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以退50%，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以全部补贴(可以设上限)。

四是多建托儿所，将0-3岁入园率提高到50%左右。

五是父母双方同时增加产假天数。

六是倡导弹性办公。

七是引进外籍保姆。

八是培育辅助生殖技术。

九是保障单亲家庭的权益。

第十，教育改革，普及本科教育，减轻继续教育的压力

多建托儿所：对女性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所以很多国家都提供普惠性的托儿服务来缓解这种压力。因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三岁以下的孩子很难找到托儿服务。因此，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出生后没人抚养，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大力建设苗圃。尤其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数量多而闻名。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3岁以下儿童入学率达到56.3%。然而，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不足。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1年数据，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学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仍然较大。我们建议将0-3岁婴幼儿的入园率提高到50%左右。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牵头建设至少10万个托儿所。

提供男女平等的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15天，部分省份近期延长了产假。我们建议政府财政承担一部分产假产生的人工成本。否则企业会不愿意招育龄妇女，造成隐形的就业歧视。

此外，如果只是延长女性的产假，容易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为此，我们建议实行男女相对平等的产假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高福利国家都有相对较长的男女相对平等的育儿假。比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可以一起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父母双方都享有90天的育儿假，不能相互转让。这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平和父母分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鼓励男性员工休产假(甚至有些国家强制男性休产假)，让男性分担更多抚养和陪伴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将家庭角色性别平等的概念纳入育儿假制度，并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仅可以促进男女在工作场所的机会平等和家务责任的分担，还有助于消除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

倡导弹性办公：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实行弹性办公和家庭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降低，员工满意度也大大提高；同时社会效果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也有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

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尤其受到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模式，他们可以在家工作两天，每周节省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少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

中国目前的女性地位和职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更多的政策来支持。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我国也出台了鼓励女性生育的相关政策。本质上，鼓励生育的政策与提高妇女地位并不矛盾。西欧和北欧在家庭福利政策和性别平等方面的许多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如普惠性的托儿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维护单亲家庭权益、开放辅助生殖技术等，可以有效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这十条建议是一些经济上、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和福利政策，在观念上也应该完全平等，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思维。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家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合理的分工，而不是遵循固有的性别观念。在家庭领域，子女也可以在冠姓权上实现性别平等，主张子女随母姓。

总之，为了提高女性地位，实现两性和谐发展，社会不仅要提供足够的福利来缓解女性家庭和事业的冲突，还要及时调整传统的男女分工和择偶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只有在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实现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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