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改”出新天地

编者按：2021年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关键之年，截至6月底，各地、各中央企业改革任务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如何继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在年底前完成三年总体改革任务的70%以上，是改革主体需要做好的“年度考题”。8月17日起，人民网特别推出“关注国企改革”系列报道，聚焦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实质性突破，改革步入深水区面临的阶段性难题，和突围攻坚的创新性举措。

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深入实施，能源、电信、油气等领域也都正在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或股权投资。

作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2017年8月，中国联通A股公司引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公司、产业集团和金融企业等，从“单兵种”模式和“一股独大”，向“集团军”模式和“产权多元化”升级转型。

今年3月12日中国联通发布的年报显示，202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58亿元，同比上升4.3%，高于行业平均的3.6%。归母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10.8%。年报透露，“经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受益于“混改效能进一步释放”等有利因素推动。

“改”出来的发展新活力

“全球电信行业发展140年以来，首次出现‘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的资本与业务创新模式。”安信证券这样评价中国联通的混改：通过引入具有协同效应和领先优势的战略投资者，大大增强了国有基础电信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联通透露，通过与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家庭互联网、数字内容、零售体系、支付金融等领域与合作伙伴开展深度战略合作，推动重点业务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扩大在创新业务领域的中高端供给，培育壮大公司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作为国企改革的另一推动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布局混改。

位于辽宁沈阳的北方重工，以前曾是新中国重型机械制造领域的骄傲，为新中国的重型工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国内外行业变化，这家企业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优势，人才和技术大量流失。

2019年4月，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在最后时刻完成对北方重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将其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

以改革为契机，北方重工开始全面实施信息化改革，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把信息技术与传统装备深度融合，助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随着企业经营情况持续好转，员工收入水涨船高，截至今年6月，在岗员工月平均应发收入为7823元，比混改前的2018年月平均应发5137元增长52%。

在北方重工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张帆看来，经过短短两年的蜕变，企业重新成为了那颗镶嵌在东北大地上的璀璨之星。

“改”出来的市场化新动能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郑志刚认为，坚持引入民资背景战投的混改方向，目的是试图解决国企面临的核心问题。承担经营风险的民资战投，会从盈利目标出发，积极盘活国有资产，推动国企走向更大的舞台。

郑志刚谈到，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改不仅是我国确立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下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的重要手段，而且包容和接纳民资、实现“竞争中性”的混改，有助于平抑普通公众和国际社会对部分国资垄断经营的关注。

“非竞争性领域的央企如何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一大课题。”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中国联通混改落地具有示范意义，这说明非竞争性领域的央企混改也可以分类改革。

随着改革的深入，郑志刚期待：“通过混改，实现国企经理人的经营权与股东的所有权的有效分离，实现建立在经理人与股东之间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共赢，是新一轮国企混改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总结，混合所有制企业以混促改，发挥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推动完善公司治理，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实施员工持股，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等等，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混改在激发企业活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等方面的效果逐步显现。

彭华岗透露，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户数占比超过了70%，比2012年底提高近20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54%。电力、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各地方也正在稳步推进国企混改进程。自上海首先出台“国企国资改革二十条”纲领性文件后，多地随后纷纷出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已有四川、黑龙江、天津、山东、江西、河南、北京、江苏、广东等20余个省市国资委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相关文件。

“改”出来的共赢新局面

国企混改加速的同时，如何保护民间资本权益话题也受到各方关注。在2020年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交的《关于进一步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提案》指出，民营资本相对实力弱，股权占比低，缺少话语权，小股东利益很难保障；如何保护民企产权、保障民企权益、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等是关键。

郑志刚指出，在“联通混改模式”中，“BATJ”等企业在联通董事会席位均实现了“超额委派”，给予民资更大的主导权，是联通混改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混改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国企应该给予民资‘可置信承诺’，让民资相信权益能够得到保障。”郑志刚说。

为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各方正在政策层面加快行动。比如，福建提出选择一批股权单一、经济效益较好、有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在公开市场征集民营资本及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等战略投资者。推动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加大资本运作力度，综合利用定向增发、发行可转债等多种方式引入民营资本。组织引导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联合设立产业发展基金，以基金投资方式，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实施混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元，2020年引入社会资本超过2000亿元。地方国有企业混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7000亿元。

今年1-4月，北京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1.7%，保持连续8个月环比正增长；贵州民间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8.6%，增速高于全省投资增速（24.1%）4.5个百分点，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江西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7.9%，占全部投资的63.6%，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8.7%，拉动投资同比增长17.4个百分点……

李锦说：“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表现较好。不仅同比实现了快速增长，而且增速稍快于总体投资增速水平。”郑志刚指出：“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拓宽了民间资本参与混改渠道，进而又助力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活力，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