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副部级官职，办500多家公司，他用一生让商人更有地位

辞副部级官职，办500多家公司，他用一生让商人更有地位

明年的一万元日元纸币上，将出现这个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工商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领路人”——

涩泽荣一。

舆论认为，日本把涩泽荣一印到万元纸币上，是再次向现代商业文明，向企业家精神致敬。

涩泽荣一与现代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有啥关系，还需从一趟特别的旅程说起。

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参加了巴黎万国博览会。当时，美国军舰已敲开日本国门14年，深深被西方工业革命震撼的日本，正努力争取和珍惜每一次可以向西方学习的机会。

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到纺织机、医疗设备，万国博览会所展现出的西方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并且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博览会后，他决定留在欧洲，进一步求解。

相对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法国的工业化要迟缓一些。但在涩泽荣一前往之际，它正飞速追赶，并大大缩小了与英美等国的差距。

让法国加速发展的，是当时流行的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e）。

圣西门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是，通过银行、股份公司来推动社会资本的聚集和高效利用，进而实现社会的加速发展。

在这一主张下，法国大兴银行与股份公司，大干铁路和工业，让钱、人、物等要素加速流通起来，将经济利益蛋糕越做越大。

涩泽荣一目睹了一切，并如饥似渴地学习。

详细了解了有关股份公司、银行、铁路、股票交易等知识之后， 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用法国这套制度改造日本、推动日本产业振兴。

为了学得更扎实，涩泽荣一还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他大量地参观工厂，甚至是报社、博物馆，深深感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

西方君主们对工商业的态度也令涩泽荣一大开眼界，其中就包括深刻影响了他思维观念的比利时国王。

当他虔诚地向比利时国王请教兴国之道，国王却对他说：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

一国之君，竟然身先士卒地推销本国产品，这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撼。

如此经历与见识的两年多欧洲游历，深刻地改变了年轻的涩泽荣一，也让年轻但雄心勃勃的他，更有超越性地迈出了改变日本的步伐。

欧洲的经历，让涩泽荣一对如何振兴日本有了以下结论：

日本要强大，也必须向西方那样发展工商业，而要发展工商业，则必须向西方那样打破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和官尊民卑的旧体制，改而壮大发展股份制。

一回日本，他就开始了努力和实践：设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家公开募资并且资本与经营明确分离的商业组织“商法会所”。

凭借合法集资的三十万两银子，涩泽荣一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生意之外，他则现身说法，不断传播西方如何发展工商业的有关思想和制度。

但时代很快给了他更大的呼唤。

当时，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已经落下帷幕，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一上来就壮心不已，确定了“文明开化、国富兵强、殖产兴业”的三大方针。

涩泽荣一的作为，让同样想发展经济的明治政府眼前一亮，进而希望邀请他到政府工作，肩负起拟定有关经济社会变革制度的重担。

涩泽对做官没多大兴趣，亲自上门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大隈重信，最终还是说服了他：

“现在国家根基不稳，不管是财政、法律还是教育、工商业，都必须先订立制度。你想以实业立身，确立这些根本制度对你所主张的发展实业的理念来说，不正是头等大事吗？”

进入大藏省后，涩泽荣一先后在税务、货币、改革等多个部门担任负责人。

通过这些职务的履行，他直接参与领导了财政金融制度改革，完成了一系列基础项目的立案，而这些都成为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

具体包括：1、将租税从缴纳稻米转变为缴纳货币，调整税率，设定国家预算大纲；2、实施邮政和铁道建设；3、建立起近代化的货币制度、公债制度和银行制度，制定国立银行条例；4、设立了指导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工部省，组建多个国有大企业，夯实近代化国家基础。

一个细节是，涩泽创造性地将“bank”译为“银行”，这一译语后来传到中国，并使用至今。

此外，涩泽还亲自领导订立具体方案，推动了明治初期最重要的行政改革——废藩设县，从行政上为明治新政府的经济财政变革保驾护航。

这一过程中，涩泽荣一也深深感受到日本社会对西方先进商业理念的缺乏了解，并且认为，必须政府民间一起行动，日本才能真正打破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和官尊民卑的旧体制和旧观念，改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和观念。

于是，他又以普及西方股份制为抓手，撰写了《立会略则》一书，专门介绍股份公司的核心概念和建立方法，并且强调了发展股份制经济的两大原则：

股份制公司必须民营且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政府必须尊重私权，也就是尊重股份制公司的自主权。

也是在这本书中，涩泽荣一明确强调了强国必须强民。

他说，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这个国家，必须先增强每一个“民”的力量，培养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经营者和组织，再将“民”的力量综合起来“富国”，而股份公司便是培养这种强大的“民”的最好方法。

他所强调的这些，也都在日后成为了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步入仕途后，涩泽的官也越做越大。

但1873年，已经是大藏省次官（副部长）的他，还是决定：

辞去官职，投身实业。

他要以身作则，做出更好的股份制公司标杆来。

因为他发现，当时日本的一些股份制，都是假冒伪劣，挂着股份的牌子，但还是老一套。他想要打破的官尊民贱，也依然是水中之月。

比如，在大藏省筹组第一家国立银行时，涩泽荣一就发现，实业家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而无论他怎样向民间商人阐释有限公司的意义，也难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这种思想的商人。

从上面推不动，那就从下面来推，甚至亲自来做。很快，涩泽荣一就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银行——第一国立银行（瑞穗银行前身）。

而且，真正做到民营。

名为“国立”的银行，其实际资本全部来自民间。其中，既有三井、小野等财阀做大股东，也有公开招募的小股东。

为了真正规范且公正地经营，涩泽还聘请英国金融精英担任顾问，以欧洲的复式簿记训练银行职员——这些在今天看来是金融常识，在当时却是创举。

银行之外，涩泽荣一还设立了日本第一家造纸公司“抄纸会社”（今王子制纸）。在他看来，要推进文化进步，就要大力发展造纸工业，使出版得以兴盛。

在“抄纸会社”，涩泽荣一体会到了经营企业的艰辛。

首先是资本金募集不顺利。当涩泽还在大藏省时，企业商家遇到出资之事，虽不情愿还是会答应下来。他辞官后，不愿意出资的股东就多了起来。

最终，他不得不从自己担任行长的第一国立银行贷款，或者自己购买股份后再卖给第三方，才确保了启动资金到位。

更大的问题出在经营。

由于聘请的英国机械技师和美国造纸技师水平太差，工厂最初生产的纸张纸质恶劣，只能用来包装碎烟叶，而当时却没有那么多烟叶可包。

好不容易才生产，生产了却卖不出去，但涩泽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

他解雇了外国技师，派遣有能力的本土员工去国外学习，提升了生产水平，使公司走上了正轨。

银行、实业都做了，而且都做成了之后，涩泽荣一开始疯狂地在日本办公司，疯狂地实践圣西门主义的“通过钱、人、物的循环流动促进发展”，也创下日本的更多第一——

1876年，协助成立了中外物价报社（日本经济新闻前身）；

1878年，发起成立了日本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

1879年，参与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保险公司——东京海上保险会社；

1881年，参与创立了第一家铁路公司日本铁道会社；

1882年，创建日本第一家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

1883年，发起设立了日本第一家电力公司“东京电灯会社”；

……

到1916年淡出实业界时，涩泽荣一参与创立的股份制公司已超过五百家，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化学、水泥、制糖、服装、啤酒、贸易、百货、酒店等各个领域。

与之伴随的是，日本只用了不到30年就实现了股份制公司的普及，以及因此而建立起的——先进的企业制度，完备的产业体系。

虽然这些公司中的很多，到今天仍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但涩泽荣一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挥金如土的大富豪。因为他始终保持了初心：

自己出来做公司，是为了给整个日本经济打样，探路，为了推动日本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壮大，而不是自己赚钱。

这也让他为日本产业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除了办公司，涩泽荣一还利用一切机会，推进股份制公司在日本的普及发展，推动日本打破官僚文化，构建现代社会与商业文明。

他通过自己创办的公司，推动相关行业的标准设计和规则制定，推进行业组织的建设。

比如，第一国立银行成为日本银行业龙头老大之后，涩泽荣一就创立了近代日本银行的第一个行业组织——择善会，推动整个日本银行和金融业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西方经济，实业思想和经营哲学。

比如，参与创办培养对外贸易人才的“商法讲习所”（今一桥大学的前身）、日本女子大学、大仓高等商业学校、东京高等蚕丝学校等，鼓励青年人不要受轻商意识的影响，要投身到实业中去。

涩泽荣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甚是了解。他幼年熟读四书五经，在大半生的经营活动中也始终坚信：商人必须以道德为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论语》。

为了让《论语》和商业与现代经济结合，涩泽荣一还专门写了著作《论语与算盘》，并且提出了，“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的思想。

涩泽荣一说，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也要讲究道德、信用。对企业家而言，道德（义）与经济（利）并不矛盾，相反，双方的平衡才是孔子《论语》中儒教思想的核心。

通过这本书，他一方面呼吁整个社会都积极投入工商业活动，创造盈利光荣的社会氛围；一方面诫勉工商界人士信守商业道德，勿忘社会责任，勿忘国家利益。

甚至，涩泽荣一还通过《论语与算盘》，对今天依然被讨论的，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给出了回答。这就是他强调的：“士魂商才”，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

他的这些学说，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至今被世界所关注与研究。

现代企业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高度评价涩泽荣一：“坦率地说，论及商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能超过涩泽。他是明治时代伟大的奠基者之一。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到，经营的本质是‘责任’。”

1931年11月，经历了幕府、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的涩泽荣一，以91岁高龄辞世，4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曾于1913年拜访涩泽荣一，希望对方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根据有关记载， 涩泽荣一除了鼓励孙中山说，中国人可以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人，还鼓励孙中山干脆像他一样去做一个企业家。

他对孙中山说：中国需要政治家，更需要献身产业、推动工业化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