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霸权如何攫取全球财富？

作者：高，来源：高瑞东宏笔记，原题《高瑞东 刘文豪：美国金融霸权如何攫取全球财富？》。

随着欧洲地缘局势的恶化，美欧再次联手祭出迅捷的金融制裁。与此同时，在动荡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元再次进入强势上行周期，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搅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序幕再次拉开。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解释美国金融霸权背后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机制。

起源：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金融霸权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金融基础设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他国经济发展成果，在危机时刻转嫁自身风险，迫使他国为自己的意志服务的特权。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部分：美元定价、主导定价、操纵规则和舆论控制。

美元定价，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后，美国通过将美元与黄金和石油捆绑，将美元推向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将偿还美元债务的责任从本国黄金储备转移到石油出口国，相继建立了美元发行、储备、流通和回流的闭环体系。

主导定价，帮助金融机构获得全球资产定价的领先地位。通过金融监管改革和兼并重组，诞生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培育高效、多层次、国际化的交易基础设施，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交易效率极高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帮助国内金融机构在全球资产定价中获得核心竞争优势。

操纵规则，操纵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来制定自利的规则。加权投票制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通过控制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来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进而在国际金融和资本流动规则的制定中设置自利条款。

控制舆论，控制全球金融话语权，推行美国金融观。美国资本集团通过并购逐步控制全球金融话语权，驱动媒体有选择、有倾向性地播报新闻，积极宣传金融自由化等美国普世价值观，为美国金融机构渗透、影响他国金融市场提供便利。

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三种方式。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基础设施等基本要素，美国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随后，美国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开始征收铸币税。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和基础设施，胁迫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服务；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来转嫁国内危机的成本。

首先，美国政府可以用美元征收全球铸币税。第一，美国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需要不断向海外输出足够的美元进行贸易结算，从而获得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以及对外投资的特权。第二，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推动美元贬值，从而缓解外债偿还压力。

第二，操纵国际金融组织强加补充条款，为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服务。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在与其他国家签署援助协议时，通常会附加受援国推进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市场开放力度、接受宏观政策建议等要求。通过政策建议，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通过美元周期，搅动全球金融市场，转嫁危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其周期性波动会通过汇率、利率和商品定价影响全球流动性水平。美元周期更多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影响下的货币政策，而非全球经济基本面。因此，当美元周期偏离全球经济周期时，就会放大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催生区域货币、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风险提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失衡。

1.起源：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

美国金融霸权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结算和金融基础设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他国经济发展成果，在危机时刻转嫁自身风险，迫使他国为自己的意志服务的特权。然而，任何特权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权力基础，而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部分：美元定价、主导定价、操纵规则和控制舆论。

1.1美元估值：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美元作为商品定价、国际贸易结算和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充当着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的全球货币职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美联储的数据，美元主导着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到2020年底，全球约95%的商品定价、85%以上的国际贸易结算、59%的全球外汇储备、45%以上的未偿国际债券和40%以上的外汇交易与美元挂钩。

美元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扮演全球货币的角色。两次世界大战前，其全球影响力远低于英镑、法郎等欧洲货币。然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重塑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美国通过与黄金和石油的绑定，将美元推向了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

第一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与黄金挂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由英镑、法郎和美元三个相互分离、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控制，各货币体系与本国货币之间采用浮动汇率制，而不是固定汇率制。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为了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国内失业问题，各国竞相通过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一些国家还采取了外汇监管、贸易保护主义等更加激进的措施，导致国际贸易量持续萎缩，资本流动几乎停止。

两次世界大战显著改变了欧洲传统强国与美国的实力对比。德意日作为战败国，不仅破坏了国家经济基础，还承担了巨额战争赔偿责任；英法虽然是战胜国，但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创伤，工业生产体系萎缩明显，战后重建也需要大量国际贷款。

一战前的1901年，英国、德国和法国的GNP分别约占美国的46%、37%和27%，但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这一比例已分别下降到24%、7%和21%。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英法的黄金储备因备战而不断流失。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英法两国的黄金储备分别只有1773吨和1378吨，英国欠下约120亿美元外债。而美国则向协约国提供价值约500亿美元的物资，换取源源不断的黄金。1945年，美国黄金储备达到1.78万吨，约占全球官方黄金储备的63%。

在此背景下，二战结束前夕，同盟国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和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方案成为谈判的主要焦点。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显著逆转了英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英国在损失大量黄金储备的同时，也欠下了美国大量的政府间债务。因此，盟军最终同意基于“白色计划”建造《布雷顿森林协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承诺根据黄金储备规模发行美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美元，其他国家则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和债务结算。同时，为了保证美元的保值和升值，美国要求各国将其储备投资于美债等美国金融市场，以促进美元的回归。基于此，建立了一个关于美元发行、储备、流通、回流的闭环体系，美元正式取代英镑成为新的国际结算货币。

第二阶段：牙买加体系时代，美元与石油挂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外债迅速增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耗了大量黄金储备，导致到期债务越来越难以偿还，最终导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后进入牙买加体系倡导自由浮动汇率时代。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并没有放弃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而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将目光投向了石油这一大宗商品之王。

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各国对石油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如果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与石油挂钩，那么购买石油的结算货币需求也会随着各国对石油需求的增加而增加，这样美元作为国际定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可以继续保持。

于是，借助二战后中东阿以矛盾和与沙特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中东展开了几轮穿梭外交，先是与沙特达成用美元结算石油的协议，又利用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力，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5年承认美元为国际原油贸易的唯一定价和结算货币。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进步，美国逐渐从石油进口国变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进一步强化了石油美元。

在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通过以美元发行进口商品的方式向海外输出美元，然后与主要产油国签订协议，约定盟国出口石油获得美元后，通过购买美债、美股等金融产品促进美元回流美国。美元与石油挂钩后，一方面，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原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份额下降趋势得到了抑制，国际社会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信任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美元与石油挂钩，使得美元发行完全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国不再需要担心黄金储备无法支付外债，于是开始更加无节制地发行货币，通过铸币税掠夺海外财富。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石油美元”挑战者的强硬军事威慑。欧元诞生于1999年，因为欧盟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相对统一的市场，以及非常完备的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能力。因此，欧元诞生后，开始迅速占据美元的国际结算份额，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欧元与美元的差距已经迅速缩小到从“石油美元”切换到“石油美元-石油欧元”的一步之遥。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用欧元代替美元对其石油储备重新定价，用欧元代替美元进行石油定价和结算，这是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产油国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关键举措。但如果所有产油国或大部分产油国决定接受欧元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受到巨大冲击。

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意图的挑战，美国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掩护，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立即宣布美元为伊拉克石油国际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执掌美联储18年的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他2007年9月出版的《动荡时代：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的冒险》(《国民银行法》)一书中评论道，“承认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在政治上是很难的：伊战主要是为了石油”。

在伊拉克未能摆脱“石油美元”的束缚后，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都试图动摇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但美国建立“石油美元”背后的真正支撑是军事霸权，而不是表面的政治外交辞令。

1.2领先定价：帮助金融机构获得全球资产定价的领先地位。

通过将美元先后与黄金和石油绑定，美元已经取代英镑和法国法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全球大部分商品定价、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储备都依赖于美元。但是，美国仅仅通过获得商品的定价权或定价权，就可以随意收割全球财富，这是不够的。通过金融改革和其他措施，美国进一步帮助其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定价主导权。

金融中介：金融监管改革和兼并重组催生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中介机构。

186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赋予联邦政府建立全国性国家银行的权力，美国正式进入国家银行时代。进入20世纪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银行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20年，全国银行数量达到3万多家。虽然宽松的监管环境促进了美国银行数量的快速增长，但恶性的自由竞争也使得美国银行盈利能力较弱，危机频发。

为了提高银行经营质量，美国政府于1933年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要分开。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风险，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能够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提高业务利润率，降低经营风险。然而，经过30多年对分业经营的监管，分业经营的弊端逐渐显现。分业经营划定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利于金融机构根据经济发展合理确定其经营的业务类型，限制了银行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号法案，标志着美国再次开启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机构的经营边界逐渐被打破。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跨州经营，为银行并购扫清了法律障碍。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银行家》号法案，允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联合经营，美国再次正式进入混业经营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混业经营和海外机构的挑战，美国银行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并购浪潮。根据公开资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只有6起有记录的银行并购，但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437起银行并购，379起银行并购

经过长期的合并和破产重组，优胜劣汰，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业银行。根据英国《证券法》杂志自1970年以来的跟踪数据，在国际金融机构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银行在全球十大银行中基本占据一席之地。根据巴塞尔委员会评估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2021年上榜的30家银行中，美国有8家。

美国银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后，往往在美国政府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背景下，迅速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领域，利用自身在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与该国金融机构争夺市场，最终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影响该国金融市场的定价，为资本外流提供渠道。

资本市场：培育高效、多层次、国际化的交易基础设施

美苏冷战结束后，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逐步加快，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逐步解除，不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加快。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国没有资本流动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美国，政策鼓励外国公司参与美国市场的投资行为，美国政府逐步主导建立了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贷款和抵押贷款市场在内的具有巨大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完善透明的监管制度是美国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形成的主导因素。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力量。

首先，强调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美国通过立法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1933年《证券交易法》和1934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分别对信息的初次披露和持续披露作出了明确的立法规定。而且投资者一般很难从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繁杂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1998年，美国证监会规定，发行人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招股说明书的封面和风险揭示，不得使用法律和商业用语。此外，2000年，美国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针对选择性披露的问题，再次确立了公平披露信息的规则。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财务丑闻爆发后，美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再次从法律层面提高了信的透明度。

二是减少不必要的财务控制。美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不必要控制非常少，没有国籍、所有制、行业的歧视性限制，对上市公司规模和业绩的要求也相对宽松。上市公司可以随时发行新股进行融资，发行的时间和频率没有限制。通常由董事会决定，并向监管部门报告，监管部门必须在30天内给上市公司答复。

第三，建立严格的淘汰制度。美国的证券市场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对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退市规定。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年平均有1%的上市公司退市。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佳、信息披露表现不佳、内部治理不完善等不符合交易所上市要求的，将被交易所强制退市。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数据，在1975年至2012年期间，有超过1975家公司被迫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退市。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和高效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骗局

根据泛欧交易所公布的2021年交易数据，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量约占全球十大交易所的40.7%。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债券交易量约占全球十大交易所的64.3%。同时，全球最活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场所也在美国。

1.3操纵规则：操纵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来制定自利规则。

通过加权投票制操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美国为了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以股份投票权的方式控制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组织，进而构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则的决策权，并通过国际组织推动符合其竞争优势的金融规则。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由其认购的份额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由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截至2022年8月，美国约占16.5%的投票权。因此，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的否决权。是否涉及关键经济决策、人事任免、重大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意志。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大多来自美国，他们的日常决策操作也体现了美国的意志。

根据世界银行的章程，成员国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成员国在两个组织中认缴的资本份额一般相同，投票权也与认缴的资本有关。每个成员国有250个基本投票权，每认购一股增加一票。世界银行规定，包括修改章程在内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也需要85%以上的投票权，2021年底美国占15.79%的投票权。同时，世界银行成立以来的13任行长都是美国人，高层大多是美国人。

除上述两个重量级国际金融组织外，美国在国际清算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全球和地区金融组织中拥有重要的投票权和影响力。

控制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SWIFT作为全球主要的跨境银行间支付信息交换设施，支持全球90多个支付系统的信息交换，覆盖200多个国家的11000多家银行间金融机构。2021年，跨境支付报文日均处理量达到4203万条，是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SWIFT作为非官方协会，采用董事会主导的治理结构，董事会由不超过25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董事为董事长。董事会董事提名主要与股份数量挂钩。股份排名前6的国家可以选举12名董事，股份排名7-16的国家可以选举10名董事，其余国家可以选举不超过3名董事。从2006年开始，SWIFT董事会主席由美国成员公司选派，负责日常运营的CEO由美国和欧洲国家轮流选派。

1.4控制舆论：控制全球金融话语权，推广美国金融理念。

财经媒体：市场驱动的财经媒体在资本管制下披着自由独立的外衣，成了法官的笔杆子。

全球金融话语权逐渐被少数美国资本集团控制。美国媒体的市场化起源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一波美国财团针对新闻媒体的并购浪潮。到2014年，超过90%的美国媒体被六大媒体集团控制。此外，全球金融信息服务业也由美国金融信息服务商主导。根据数据d

美国的新闻媒体，包括财经媒体，总是标榜媒体的自由和独立。然而，在国内90%以上的新闻媒体和全球71%以上的金融信息市场份额被少数资本巨头控制后，媒体开始更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地播报新闻，积极宣传自由主义政策、金融自由化、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等美国普世价值观。比如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主流媒体很少报道。

2.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三种方式。

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基础设施等基本要素，美国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随后，美国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开始征收铸币税。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和基础设施，胁迫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服务；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来转嫁国内危机的成本。

2.1全球货币帮助美国获得了超过300亿盎司的黄金铸币税。

美国可以通过发行更多的美元来收取全球铸币税。铸币税是一国政府的货币发行部门通过垄断发行获得的隐性利润。一般来说，一国政府发行的主权货币只能在国内流通，所以只能收取国内铸币税，但美元也充当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所以美国其实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收取全球铸币税。

第一，美国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向海外输出足够的美元进行贸易结算。在实践中，为了保持海外美元流动性体系处于充裕状态，美国一般通过维持贸易逆差向海外输送美元流动性。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进行对外直接或间接投资。但这部分用于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的美元主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短期内不需要美国承担清算责任，也不会造成美国国内通货膨胀。

第二，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推动美元贬值，从而缓解外债偿还压力。对于非国际储备货币来说，本币贬值意味着偿还对外负债的负担加重；至于国际储备货币，本币贬值可以通过收缩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来缓解国内对外负债的偿还压力。随着美国贸易逆差和政府外债的积累，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外债规模和付息压力越来越大，成为随时威胁经济增长的隐形负担，而过度发行美元可以导致外国债权的缩水和美国债务的减少。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减记逾42亿盎司黄金外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初期，美元与黄金挂钩，保持固定汇率。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向海外输出美元，世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海外国家有权要求美国将多余的美元换成黄金，美国政府负责清偿美元债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十几年里，由于美国的黄金储备足以清偿海外债务，该体系一直运转正常。1950年，短期外债(包括央行、政府和银行的短期债务)与黄金储备的比率仅为0.39。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外债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越南战争等对外战争对黄金储备的大量消耗，美国黄金储备开始难以支付外债

1960年，美国短期外债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市场对还清美元债务的信心明显动摇。海外国家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为了解决美元的信任危机，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社会采取了“互惠信贷协议”、“一般贷款安排”等措施，并设立了“黄金池”，暂时平息了美元的第一次信用危机。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继续消耗黄金储备，60年代对美元的信心危机继续上演。1971年，美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向海外央行支付黄金的能力。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金元”体系最终崩溃。与此同时，海外美元的黄金结算责任也被一次性记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美国外债约为1813亿美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三年内，1盎司黄金涨到183.85美元。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相当于变相征收了约41.94亿盎司黄金的海外铸币税。

牙买加体制时代：“石油美元”帮助美国攫取了相当于至少259亿盎司黄金的海外铸币税。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牙买加体系时代，美国通过“穿梭外交”等一系列手段，将美元与石油贸易结算挂钩。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海外对美元储备和结算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美国可以借助日益增长的海外石油需求，不断推高其对外负债。与此同时，与布雷顿体系不同，布雷顿体系需要准备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偿还外部债务，偿还外部债务的风险被转嫁给了石油出口国。

在摆脱黄金储备的刚性偿债约束后，美国自1971年以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对外负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数据，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1972-2021年)，美国的外债增加了29.91万亿美元，相当于借了423.39亿盎司黄金，而到2021年底，美国的外债只能换来164.69亿盎司黄金，相当于通过石油美元结算体系变相收取了2588亿美元

2.2控制国际组织胁迫其他国家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意图。

通过国际金融组织，我们将实施补充条款，以实现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意图。在控制了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后，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便利国内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以便利国际资本流动为借口，主导了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在与各国政府签订援助协议时，一般都会附加受援国的政策要求，如推进金融自由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接受货币和财政政策建议等。不仅通过政策建议使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理念符合美国的战略，也为美国金融资本的渗透和投机减少了障碍。

根据Kentikelenis等人在0755-79000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85年到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31个成员国实施了1550个债务援助项目，附加政策条款55465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加政策条款涵盖了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等广泛的非债务领域。在这55465条附加政策条款中，有13948条与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有关，包括要求将国有金融机构私有化，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采取加息等紧缩货币政策；涉及财税领域的有13756件，包括e

通过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被胁迫服从美国的意志。美国通过SWIFT系统对海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借助直接控制的CHIPS系统，禁止被制裁国使用CHIPS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结算，从而阻断被制裁国进行任何官方跨境支付和美元结算。第二，随着美国在SWIFT系统董事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SWIFT系统对CHIPS系统的绝对依赖，要求CHIPS系统移除被制裁国的会员资格，或者将被制裁国的指定金融机构从会员名单中移除，切断被制裁国或机构与全球金融机构的跨境支付结算交易，直至被制裁国与美国达成和解协议。

自2000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开始利用SWIFT系统在海外发起金融制裁。2008年后，由于核扩散，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先后切断了伊朗和朝鲜的国际支付结算，导致朝鲜和伊朗的国际支付结算业务几乎完全瘫痪。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多次威胁俄罗斯将其金融机构从SWIFT系统中移除，但出于欧洲多国的能源安全考虑，并未实施。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为“俄乌冲突”后，美国再次游说欧洲成员国要求SWIFT系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最终将部分俄罗斯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

2.3美元周期搅动全球金融市场，转移美国危机的成本。

美元周期放大了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催生了地区债务和货币危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其周期性波动会通过汇率、利率和商品定价影响全球流动性水平。美元周期更多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影响下的货币政策，而非全球经济基本面。因此，当美元周期偏离全球经济周期时，就会放大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催生地区债务、货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从汇率角度看，在美元宽松周期中，如果非美货币国家的货币宽松力度不如美国，本国货币对美元就会升值，从而吸引全球流动性被动流入，推高本国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当美元转入紧缩周期，非美货币国家的货币升值趋势将逆转为贬值趋势，海外流动性倾向于回流美国。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更有可能吸引国际金融巨头恶意做空，加速国内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崩溃，引发货币危机。

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在美元宽松周期内，美国利率一般会继续下降或保持低位，美联储过剩的货币会倾向于在国际市场上寻求高息资产，这将导致非美洲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和杠杆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当美元转入紧缩周期，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倾向于回流美国，全球流动性紧缩导致非美国家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对于外债高企、外汇储备有限的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存在不可持续的杠杆引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从大宗商品来看，IMF披露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全球约95%的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在美元宽松周期中，美元指数下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顺差会扩大。然而，当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时，美元指数的上升趋势推低了大宗商品价格，主要贸易顺差

基于美元周期对全球流动性的主导作用，美国倾向于在经济危机时滥发货币，以充裕的流动性水平刺激国内信贷和金融市场企稳，并强力收紧货币政策回收美元流动性，以在经济企稳复苏后削弱通胀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解决危机的成本转嫁给了所有拥有美元资产储备的国家，并在新兴市场埋下了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和债务危机的种子。

自1980年以来，美元经历了五个完整的波动周期，其间诞生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区域性货币和债务危机。其中，始于1980年和1995年的两轮超级紧缩周期对世界影响深远，分别催生了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拉美国家短期偿债能力不足，催生了拉美债务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联储相继下调政策利率，全球美元流动性持续处于相对充裕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将外债大量融入国际市场以支持经济发展，导致外债与外汇储备持续失衡，短期外债比重迅速增加。

1979年，随着第二次石油危机，美联储开始不断提高政策利率，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拉美国家此前整合的大量外债偿债压力开始上升。与此同时，由于石油危机持续冲击全球需求，美国和欧洲国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采取了提高关税和设置进口配额等各种非关税壁垒。拉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进一步削弱了该国的创汇能力。

终于在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限期关闭所有外汇市场，暂停支付外债，由此拉开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序幕。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也出现了外债偿付问题。

1995年开始的美元紧缩周期对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低迷，而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却居高不下，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推高了国内金融资产价格。

1995年4月，西方七国就“有序逆转汇率变化”达成协议。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美元走强，日元走弱。由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结构高度依赖日本，其本币对日元升值显著冲击了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逆差开始扩大。为了弥补经常账户的恶化，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大量举借短期外债。

随着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美元叠加启动紧缩周期后，外债偿付能力不足削弱了海外资本的信心，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当地货币的贬值压力对固定汇率制度产生了影响。最后，在国际资本的夹击下，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股票、债务和外汇市场大幅下跌，并蔓延至东南亚其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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