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最新发声，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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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至27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与会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充分交流看法、凝聚共识，对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发挥积极推动作用。这也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

参会嘉宾方面，此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公布的参会名单包括：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研究员、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苹果公司CEO库克......

基金君带来今天论坛上多名大咖的最新发声——

韩文秀：中国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引擎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呈现加快恢复的特征。

韩文秀称，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为5%左右，这既考虑了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需要，也考虑了潜在增长能力和各种困难挑战，留有适当的余地，体现了稳中求进。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把握的。当前最根本、最要紧的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仅今年要这么做，而且今后也将长期坚持。

韩文秀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引擎。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今年的贡献率将会超过去年，为全球经济恢复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强大推进器和稳定锚。在风雨来袭、动荡变化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是难得的一抹亮色，将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提供宝贵的确定性。

中国是国际金融安全的避风港，多年来，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守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常态化，在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稳住了金融体系，消除了大量的风险隐患，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将为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提供正的外溢效应。

韩文秀称，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也期待外商树立长远眼光。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投资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黄奇帆谈“脱钩断链”、“孔雀东南飞”

会上，研究员、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称，“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

黄奇帆指出，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重点在于三方面：其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其二，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技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其三，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黄奇帆强调，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这些产品中国往往是跟进者。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黄奇帆表示，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也就是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将产生“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

黄奇帆称，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三是采购成本，四是人力成本，五是物流成本，六是市场开拓成本。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黄奇帆称，在这个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突出体现在产地销、销地产两个方面。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黄奇帆指出，“从产地销、销地产这两个角度看，一些人鼓吹‘脱钩断链’是不会成功的。”

田国立：消费升级将成为中国房地产转型新引擎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我国当前正处于住房消费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参照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当前我国城镇化率仍有15个基点的上升空间。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基本解决了“有没有住房”问题后，“住得好不好”的问题更加突出。

田国立指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城乡居民升级住房消费的愿望十分强烈，与居住相关的装修设计、家具、家电、智能设备、物业管理、租赁服务等迅猛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城镇化潜力和升级的房地产消费需求，将为城市更新、资产盘活及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投资提供新的机遇，消费升级将成为中国房地产转型的新引擎，也是撬动从消费到投资、再到消费的经济增长飞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靠买房赚钱很难了，买一套房再炒出去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买房逐渐回归了原本的属性，也就是享受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不动产的使用权，将会成为越来越成为买房的主要的目的。”田国立称。

田国立表示，消费升级呼唤大租赁时代的来临，产业发展将更加专业化和集约化。在之前的住房总量不足阶段，资产增值效应明显，但在消费升级阶段，消费目的是获得各种服务，房子将回归其最初的居住使命。

对于中国住房市场而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满足3亿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等不同群体的租房需求。田国立指出，目前租房市场九成都是个人房东，房源品质不高，租赁关系也不稳定，要大力发展机构化、专业化、长期化的住房租赁项目，满足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房地产转型和租赁市场发展非常需要长期的资本支持。在房地产投资收益预期下降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引入保险、资金、养老金、年金等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资金；同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以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为代表的不动产股权投资产品投资。

“通过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让专业的人盘活不动产、经营好不动产。”田国立表示，这可以为社会提供相对中等风险和稳固回报的金融产品，亦可以避免大众炒房、促进建立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机制。

达利欧：三大因素塑造世界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首席投资官导师、董事会成员瑞·达利欧（Ray Dalio）在演讲中提出，长期的债务和货币循环、巨大的内部冲突以及大国崛起这三大因素正在塑造世界。

达利欧称，首先我们看到大量的债务被创造出来，并已被货币化。中央银行为大量的赤字融资，通过印发创造货币，并购买相应资产。第二，贫富差距和价值观的分歧导致民粹主义出现。第三种因素是大国崛起，对已有大国和已有世界秩序的挑战。

达利欧表示，在其对历史的研究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技术的进步，收入、预期寿命和营养水平等最重要的福祉衡量标准得到极大改善。但这些进化升级伴随着很大的周期性波动，这包括许多短期周期，最后变成大周期并相互影响。而大周期产生了人们眼中非常好或非常坏的时代。

当三大因素同时汇聚在一起时，从历史规律来看，往往会引发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动荡。换句话说，当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时，由于存在太多的债务，内部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当经济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时。

宁高宁：四大结构性调整应对全球变短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宁高宁表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企业要有四大结构性调整：第一是能源结构调整，尽量少用化石能源，包括传统的碳、石油等能源，而要采用水电、风电等。第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向尽量去消耗少量能源的产业结构。第三是基础结构转型，在技术上即使消耗能源也要比以前效率高。第四是要实现投资转型。

宁高宁表示，中国有很多企业在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进行技术攻关，从目前看，中国大部分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都会比“30·60目标”更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谈及当前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宁高宁表示，目前中国批准新建设的油耗能项目是非常严格的，但石油化工行业鲜有破产，这些老企业占用排放指标，但更高效的新企业无法实现替代，实际上妨碍了新技术替代老技术。绿色金融、绿色节能项目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会弱一点，金融不能把它们当成赚钱的项目来搞，这也需要政府给予过渡期的支持政策。

目前很难对每个企业的实际碳排放进行精准计算，同时目前机制还不能通过碳交易来让企业有动力自主减排。低碳减排与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当前中国人均GDP在全球还比较低，但设定了较高的碳减排目标，这个矛盾不能回避。如果把碳作为税收因素加入国际贸易理论，碳关税并不会促进碳减排，反而会带来新一轮的贸易战。

黄朝晖：资本市场为双碳战略提供广阔空间

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首席执行官黄朝晖在论坛上表示，与实施双碳战略相关的金融业务正在蓬勃发展，商业回报的逻辑越来越清晰。绿色信贷方面，不良率远远低于对公贷款不良率，绿色贷款质量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对公贷款。绿色股权方面，得益于全面注册制的实行，更多资本会愿意进入绿色产业的早期进行投资。

“从宏观结构来看，随着我国增长模式从金融周期上半场的高度依赖房地产、基金的二元模式的发展，转向下半场，向多元模式切换，绿色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黄朝晖表示，根据中金测算，未来五年绿色投资累计增加达到16万亿以上，增长将明显高于地产和基建。

黄朝晖认为，资本市场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国绿色信贷在绿色金融融资总额中占比达到90%，而绿色债券、绿色股权分别仅占到7%和3%。预计10年后，这个结构将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绿色信贷比重将下降，绿色股权比重将上升到30%以上。

黄朝晖指出，资本市场为双碳战略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近几年，国家已经就直接融资助力绿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明确提出要发展绿色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市融资等等，推动绿色低碳产业股权融资环境持续优。下一步资本市场在双碳战略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黄朝晖称，2019年科创板设立并试点注册制，引发了资本市场革命性的变化。后来创业板、北交所也都实行注册制，到今天所有股票交易所全部实行注册制。这个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为资本进入绿色创新领域开辟了一个巨大的通道。“因为有了注册制，形成一个市场化的退出渠道，更多的资本愿意在绿色产业发展早期进入这个行业，推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然后通过IPO顺利退出，实现正向循环。”

井贤栋：数实融合，实现全面数字化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介绍，过去十年，数字技术持续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大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逾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升至近40%。

井贤栋认为，未来十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将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将迎来全新机遇。一是由大到小的普惠机遇，从大企业数字化到中小企业数字化，二是由点到面到体的协作机遇，从企业数字化到产业协作数字化。

井贤栋指出，中国的企业中，99%都是中小企业。“只有中小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数字化时代才真正到来，数字技术的普惠红利才真正实现。”平台+SaaS生态，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有效范式。平台为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商提供基础技术产品基座，并开放原子化技术产品能力接口，助力服务商为中小企业提供“好用不贵”的数字化服务。

从企业数字化到产业协作数字化是数实深度融合的第二个重要机遇。井贤栋表示，单点的数字化带来的价值有限，通过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构建全面立体化的信任基础，打造可信、安全、共享的产业协作网络，可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更好地协作，从而创造新价值，创新新业态新模式。

蒂姆·库克：发明者有责任保证技术被正确使用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会上表示，今年是苹果公司进入中国30周年，他很高兴回到这里。据悉，这是库克自2019年后首次到访中国。对此他表示，“能够回来太好了”。

库克表示，当前全球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创新速度是非常迅速的，这些技术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必须保证人们正确地使用这些技术，让技术能够帮助人类。他认为这对任何一个技术发明者都是非常重大的责任。

库克表示，编程技能和批判式思维是非常重要的，苹果开发了编程语言Swift，这个编程语言简单易用，对全球学校也是免费的，希望全世界的学校都能学习使用这个语言。目前，有3500万的孩子现在正在用它来学习编程。

此外，库克宣布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捐助增加至1亿元人民币，加强中国乡村数字教育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各个教师和学生创造成长机会。

赵国华：电气化是实现去碳的唯一方法

施耐德电气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赵国华表示，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物联网将万物互联，数字化意味着将有更高层次的效率，而电气化是实现去碳的唯一方法，数字化与电气化的结合等于可持续化的未来。

赵国华认为，GDP与能源使用紧密相连，想要发展就需要能源；如今正在重新改变能源结构，目前70%-80%的能源投资进入清洁能源。

赵国华表示，目前全球75%的碳排放来自能源，供应侧可以通过电气化、数字化提升能效和供给侧低碳化分布式来实现减碳，同时也需要在需求端进行减碳。

“如今已进入到电力4.0时代，万物互联，所有城市都在寻找可再生能源，而这也需要充分实现周围所有事物的数字化，将数据放在云端，将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数据孪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操作，能够实现安全性和韧性更高，效率更好。”赵国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