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消费-刺激还是改革？

乐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研究助理：徐开洲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明确消费和投资，即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最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又强调了这一点。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场景有限，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普遍低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位，扩大内需将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然而，刺激只能解决一些短期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有赖于改革政府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改革。

一，当前中国消费存在的问题

第一，虽然近年来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所增加，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偏低，经济从2010年开始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仍需时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49.3%提高到2021年的54.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34.6%上升到2021年的38.5%，总体上仍然不高，不仅低于美国的68.2%，日本的53.9%，欧元区的平均水平51.1%，也低于金砖国家(不含中国)的平均水平57.7%，比中国低近20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普遍下降，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这与就业形势和经济预期不佳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有关。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的72.2%下降到2021年的68.6%，2022年前三季度迅速下降到64.7%(农村为81.5%，城镇为59.7%)，大幅下降7.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支出下降速度快于收入。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5.3%和3.2%，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3.5%和1.5%。

第三，在消费结构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结构升级的空间很大。中国恩格尔系数2017年首次低于30%，2021年达到29.8%，2022年前三季度回升至30.4%，仍明显高于美国(8.1%)、英国(11.3%)、德国(13.9%)、韩国(16.5%)和日本(18.2%)。

第四，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消费分层现象突出。以汽车为例，近年来，高端车整体销量高于汽车销量整体增速。今年前10个月，奔驰、宝马和奥迪的总销量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50.6%，而所有汽车的销量下降了9%。

二，中国消费问题的四个原因

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恶化，居民预期恶化，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双双下降。从消费能力来看，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带动新增就业和居民当期收入增速放缓。疫情对中小企业打击很大。计件工资、弹性工资制、临时工等中低收入者受到明显影响。裁员降薪带动今年上半年居民实际收入负增长。经济陷入“经济下滑-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经济下滑”的恶性循环。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居民未来收入预期没有根本改善，预防性储蓄增加。

二是居民杠杆率上升，还贷压力加大

第三，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分层体现收入分层和社会分层，高收入者消费升级和低收入者消费降级并存。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占比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15年触底后，于2021年升至0.466。按照五倍划分，2021年前20%高收入户与后20%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3倍，其中城市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6.1倍，农村为8.9倍。此外，考虑到财产性收入，社会贫富差距更大。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呈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高，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居民仍然“不敢消费”。近年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15年的32.5%提高到2021年的36.8%，提高了4.3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60%-70%的水平。

第三，提振消费必须依靠改革，短期刺激有限。

有必要在短期内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来设定有限的消费，这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这当然是好的，但可能会加剧地方财政问题和中西部地区发放消费券刺激东部地区生产的动力不足。中国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是按照产地缴纳的，中西部地区发放消费券。对应的货物来自东部，产生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在东部。本质上是中西部支持东部。同时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后果是后期透支消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十四五”时期扩大和提振居民消费，应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入手，以五大改革为抓手，真正兑现“内需”，促进“双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措施，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鉴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减少，财政压力与日俱增，不宜通过大规模减税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而应完善税制，加大政府对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和房屋的市场化流转，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个税方面，根据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由现行的综合、分类税制向综合征收转变，改变个税征收有利于财产性收入、歧视劳动性收入的现状，对各类收入一视同仁，加大对现场娱乐明星等非正常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收，真正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在消费税方面，将把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并提高税率。同时，一些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产品将不再征收消费税；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主要是发挥其“均贫富”的功能；适时研究推进遗产税赠与税。

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础设施支出比重，将支出结构由“物”向“人”转变。傅；饲料单位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目前，地方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采取“抢人”态度，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及其随迁家属采取“抢人”态度。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力的预期不稳定，不敢消费，不敢储蓄。地方政府更看重GDP和财政收入，不愿意承担相应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没有完全与常住人口挂钩，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央和地方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建议中央政府完善流动人口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增加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

四是从供给侧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高端制造比重。改善高端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大量境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归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人群需求，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家政服务消费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风险提示：经济复苏慢于预期，政策力度低于预期。

分析师：罗志恒，执业编号S0 300520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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